周洲专访：这是一位胡同里走出的创业者，他一直保有着好奇心，紧跟着时代，偏爱技术，也喜欢历史。现在则把时间更多投入在教育、环保公益事业上。

东方会：请问你关注《东方历史评论》的原因？

周洲：一个是有认可的人去干这个事，第二也是为了学习。先说人，编委也好、组织者也好，有我熟识的朋友；第二我觉得能干成事，挺有意义的，希望能够在关注他们的过程中，我也能学习些东西,对自己是一个促进，这是我的两个出发点。

东方会：你觉得自己算是“历史粉”吗？

周洲：不是。坦白说，我是“马后粉”。小时候没好好学，没好好学的原因其实跟我们教育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那时候的教育就是事件，发生年限，有什么具体内容，当期的历史意义，只是机械地背年头、背事例，没有技术含量，都是为了应试而学习，现在有爱好了，恐怕有点晚了。《明朝那些事》我能看完，为什么？它比较容易读，有可读性。我相对偏理工男一些，我对逻辑的，有点创意性的东西比较有兴趣。

东方历史评论的编委沈志华老师讲的时候我经常去听，沈老师讲的比较生动一点，绘声绘色。希望这种课可以利用开车的闲余时间听两段，比听音乐强，一个也轻松一点，没觉得那么累，还能学点东西，而且一段就3、5分钟，中间停下来也没关系,有空可以再重听这段。

东方会：你小时候的教育环境如何，听说生长在胡同里？

周洲：我北京胡同长大的，成长环境直接影响一辈子性格。不管我现在做的好还是不好，但是我的性格还是比较好的，我很乐观，在很多事情上比较看得开，这跟小时候有很大的关系。

小时候在胡同玩，一条胡同跟你同龄的孩子不多，所以小至3、4岁的，大到初中的都是一块玩的，男孩女孩一块玩，皮筋也跳过，查房子也查过。跟不同年龄的人玩，会培养很多的性格，一是包容性，比较多元化；第二是小伙伴什么家庭都有，什么性格的都有，孩子在一块玩多少都有摩擦，你会懂得人际关系怎样处理。吃亏也好，占便宜也好，被欺负也好，咱从小没欺负过别人，咱欺负不过人家，但至少知道人家是怎么处理的，都是自己之间解决了，过两天又一起玩了，本身孩子就是这样，很少有恶性事故发生，最多在胡同里瞎跑被自行车撞一下，爬起来拍拍就算了。整个胡同都认识的。像我们在一个院里有9家人，孩子们是可以吃“百家饭”的，孩子们常常互相串门，外面玩完回家玩，自己家的吃的也会拿来分给小伙伴。

那时候挺锻炼人的，我挺小的就骑自行车去换煤气罐了，现在可能倒了都扶不起来，但是当时的确有人帮你扶，就是挂一个铁的架子，别在车后座上，挂着空罐去，到了煤气站，人家帮你挂上，你骑回来就完了，然后家里人帮你搬，或者是扔那大人下班回来再搬都没事。平时家里有两个炉子，一个是接煤气罐用来炒菜，另一个是烧煤的，蜂窝煤或者是煤球，那个是长期点着的。

我后来回去看过一次，原来觉得好大的院，现在觉得挺小的。其实是原面积，可能是现在人长大了，再去看就觉得小了，不知道原来一个院里怎么住下这么多人？

对现在的孩子，胡同的生活没有复制的价值了。这个时代就关注他们现在，比如说他们现在玩游戏，你要支持他们玩游戏。像打关打不过，他妈妈还会帮他打，熬夜都得帮他打，打过了孩子才佩服他妈。你要融入到孩子的生活中去，别把他拉到你的生活里。否则你跟他没有共同语言。他为什么要玩这个，因为他跟他同学也要共同语言。我们那时候都玩弹球，所以你也就得练弹球。

东方会：什么时候脱离了这种胡同生活？

周洲：那时候十几岁，一个人坐火车几天几夜去找父母，父母也真不怕丢，从此就变成厂矿生活了。厂矿跟胡同大院不一样，7点钟大喇叭广播几千人，统一各个点都广播，基本家里做饭的时候很少，都是吃食堂。后来出去读书，就在学校寄宿了。寄宿也都是大房子，食堂改造的，一个屋住100多人，两个人晚上对骂，都不知道谁骂的，光听到声，找不到人。

毕业后随便找了个工作单位，是做电台、电视台硬件设备，算是意外地入了音视频这行。你看这技术含量挺高的吧，但是在流通领域，就是买卖的行当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，因为当时这些电子产品国外的技术领先的多，本土的仿制技术差远了。

东方会：所以你现在还能非常专业地判别一个音响的好坏？

周洲：一听基本就能感觉到它是在哪个档次，就跟女孩看包一样，看牌子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档次的。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品牌，就是因为个性的差异，就跟服装设计师一样，难说谁更好，喜欢的差别也大，也有这么多不同的设计师，但是受众不同。这是一个商业规律，只要个性化特别强的东西就很难做的特别大。

有人特别注重外观漂亮时尚，这个不是说不重要，但是音响毕竟是用来听声音的，声音表现好是基础，除此之外，外观再有时尚感就当然更好了。虽然音响可以做出怪异的形状，但是里面的最基础的东西，腔体、共振这些是计算出来的。现在的音频行业大致分两类：广播(我们叫专业)；还有民用。我们主要做专业类，这类产品不太重视外观，很多场所都做隐藏安装，观众看不见,家用的才需要不听的时候能当个摆设，听的时候能有个不错的声音。一定要弄个兼容，能好到哪去？又能唱卡拉OK，又能听交响乐，两个兼顾那好得了吗？好比衣服，又能休闲穿，又能当礼服穿，那个设计能好吗。

音响怎么评判？举个例子，评判人可能有身高、三围、形象、气质，几个关键点，评判这个产品也是一样，这是硬性指标，硬指标剩下的东西“气质”怎么评？还是需要主观评判。

东方会：能否描述一下，你现在工作状态如何？

周洲：比较规律，现在有些超负荷，但是每个阶段不一样，人太闲了不喜欢，太忙了也不喜欢，最想找一个最优的状态，那个最优的状态其实是瞬间的，这一辈子在某一个瞬间是最优的状态。这个和天平一样，它平衡了是一个瞬间的状态，不停的摇摆是正常的状态，只是都不要太过分。

东方会：那么你最满意的瞬间状态是什么样的？

周洲：以前我觉得最满意的状态是公司有我没我都一样，依靠制度、流程的力量把它做成那个状态，那是我干工作10年时的一个想法，现在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。

人是奇怪的动物，人一定是在不停的变化。我再举个更现实的例子，两口子过了很多年，为什么有时候还会吵架呢？因为当时状态不一样。有可能烦的时候，因为某个事去吵了，你会表达不满，当你开心的时候你认为这其实不是事。因此夫妻总会有矛盾、摩擦，更不用说公司了，更不用说公司里这么多人了。公司如果在一个好的状态下，自身就能把矛盾消耗掉。农村有族长，就是一个大家长，不管什么事他做了相对公平的决定，大家就都认了。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公平的，总有一点差异，但是由于这个家长的那点威信和影响力，大家也不会有异议。在企业也一样,任何一个人能做到按这种处理原则，能舍得奉献和牺牲（不行他自己补给你点就完了）,在这个位置上大家都认他，就能当这个大家长，也就是所谓的企业文化。

我们企业目前还是比较传统，还是有很多层级，有很多分工，这种是不是资源的浪费？起码肯定不是最优的。公司老总在不在不是问题，但是有很多东西要延续，比如你的思想、想法。现在通讯发达，人在不在不是物理地点的问题，是精神的问题，就是有担责任的人，或者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有能解决问题的人。

东方会：你觉得一个好的创业者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或素质呢？

周洲：我说的纯属我个人看法。如果我要去看一个团队，有没有前途，有没有希望，就看这个领头人，没有领头人的要坚决否定掉，必然有一个人要承担责任，要有担当的，必须大家都认可他去担当，有几块硬能力和软能力。

先说硬能力，语言表达能力、文字表达能力、组织能力，这是硬的看得到的三个能力，这跟家庭教育、环境等相关。软能力上，第一得有价值观。他创业也好，做什么事那么勤奋，那么努力到底为什么？价值观首先要很明确，不存在高尚和低劣之分，就怕不明确的，今天要名，明天要利，不能总变，因为后面有跟着你干的人，不管是你的真实想法，还是你未来忽悠自己往上走的想法，人家跟着你，你要负责任。价值观一要明确，二要清晰。

还有胸怀很重要，胸怀不是培养出来的，或者说不是教育出来的，是长时间积累出来的。这是从小到大的积累，家庭的影响、周围环境的影响等等。做领头人一定要大度，舍得名，舍得利。公司大了，可能计较的人很多，但是你不能计较，只要在可控的范围内，你就得做出牺牲，用人之长就得容人之短，几百人、几千人你要想用人之长，就得容几百、几千人的短。

第三，要情商高。情商的问题是说不清、道不明的事，简单说就是你觉得这个人舒不舒服，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从语言、行为、做事的方法、处理事的能力，你觉得舒服就是情商高的。再能办事，如果说话让人不爱听、待人接物让周围的人感到不舒服也不行。

东方会：很多人认为“爱较劲”是一个企业家特别是创业者所必须的，你的看法呢？

周洲：看怎么理解这个词，“斗志”跟“爱较劲”是两回事，“斗志”就是挑战自己，跟别人斗那属于“较劲”。我个人不是这样。我永远是希望跟你一块走的人多才有价值，你一个人走在前面没价值。

东方会：在工作中最大的成就感会是什么？

周洲：与人为伍，这么多同事在一块，这是最大的成就，我们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年，一块共事，从同事到朋友，像亲人一样，这个对我很有价值。坦白说，我也不是做生意的人，我不爱做生意，不爱讨价还价。

东方会：现在有什么你感兴趣的“副业”么？或你觉得好玩的？

周洲：教育、环保。我们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工作有三个方向：环保、教育、关注弱势群体，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定的，一直没有改。我又把公益跟慈善区分了，按我的话解释：慈善是用慈悲的心干善良的事，公益是影响公众利益的事。

慈善更关注个体，公益更关注群体，这两个还是有差别的。我们资助教育,在北大信息学院等学校都设有奖学金,已经十年了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影响力还是有的，因为我们是最坚持的。慈善方面的事情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有富平基金会，环保方面则是阿拉善基金会，这两个是资助专业人士去做，只有教育是我们自己干，我也参与了很多。

我读理工的，对技术研发却没兴趣，觉得研究出一个基础技术没用，但是我对整合很有兴趣。比如对通识教育的推广，如果不考虑盈利，会有很多种解决手段。怎么把技术和应用结合起来让人觉得更好用，一直是我感兴趣的。

这几年我们在关注的一个是应试教育，为了考试选拔人才的，另外就是通识教育。一个是有压力的教育，一个是没压力的教育。但是通识教育的推广能让更多人受益，说白了就是提高整体民族的素质。应试教育是提高精英素质，越考越难，越要选出更好的人才来，而通识教育是民族素质教育，这两块东西很有意思。

环保我参与十来年了。环保这个东西离的又近又远，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，也需要长期努力。

东方会：你怎么保持好奇心呢？

周洲：好奇心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，为什么要学习？是因为你要跟你周围的人对话、交流，这就是你的动力。如果你能具备一定高度的想法和见解，人家就跟你交流的更多一些，通过对话、交流我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，对某件事的理解也更深了。人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，你把你聚集的东西、消化吸收、总结的东西传递给他，他也把消化、吸收的东西传递给你，等于花了1.5倍的时间得到了3倍的价值。

东方会：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，有什么最令你感激？

周洲：我感谢这个时代，我赶上了中国变化最大的时代，但是不好的是这一代人要为这个变化付出一生。

我这辈子估计也不是稳定的状态，是一个变化的状态，未来还有好几十年，也还会在变化当中。未来的变化不是那种剧烈式的，但是在方方面面的局部的变化是相当大的。大的面逐步走向平稳，但是在局部会变化，我们赶上这个时代才会有这个机遇，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为这个时代做点事，那就很有价值。

东方会：如果生活中真的有一个阶段可以重来，你觉得会是哪个阶段？

周洲：当然是学龄前的阶段。在你不了解这个世界，只了解周围的时候，那时候当然是最快乐的。一旦上学就有应试了，就有压力了，在这之前是没有压力的，最幸福的是童年，那时候吃根冰棍都高兴，在人家吃两口饺子都觉得香。

人一旦有认知了就有烦恼了，因为你知道了自己的不足、欠缺，会跟别人比较了，你就开始烦恼；你知道官有级了，级跟级之间有什么关系，你想到更高的级别去，你烦恼了；你知道钱能干嘛了，钱的价值了，你就对钱有欲望了，但是你没有钱，你也会烦恼；心眼小的人烦恼就更大了。总之，一旦你开始有认知，就有烦恼了。

东方会： 2015年您最期待什么发生？

周洲： 它不是期待的，是努力的。不可控的是天天是蓝天。

本文转自：微信公众号“东方历史评论”。